韩丽颖等 | 以红色资源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论意蕴与路径阐释

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广大青少年生逢其时，要赓续红色血脉，树立强国有我的远大志向，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勇担民族复兴的时代大任。”[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并强调“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2] 理想信念作为人特有的精神现象，是由认知确认、情感认同与行动转化共同构成的复合精神形态。在当代中国，理想信念主要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理想信念教育成效关乎一代代人的精神底色与行动方向，而红色资源以革命遗址、文物文献、精神谱系等为主要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宝贵财富，是精神内涵与物质载体的有机统一，内在蕴含着先辈以生命践行理想信念的真实印证。把握和利用好这一点，需要聚焦红色资源的内在特质，以真实历史为根基、以情感性力量为纽带、以具象化场景为载体，充分发挥红色资源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从而深化理想信念教育的实际效果。

溯源真实历史：依托红色资源建构理想信念的认知基础

红色资源以自身的实存直接呈现历史，以原初的情境保留理想信念生成的真实脉络，以先辈的生命实践为理想信念提供可学可做的精神证明。依托红色资源铸魂育人，可以推动青少年理想信念的认知生成建立在鲜活的历史史实之上，而非悬浮于抽象的观念之中。

以“活着的历史”彰显红色资源的真实性特质。红色资源的真实性不仅指向静态的事实之真，更指向动态的存在之真。所谓静态事实之真，指向的是红色资源作为历史遗存的事实确凿性；而动态存在之真，则指向红色资源作为“活着的历史”，发生于历史与当下相遇的意义生成过程中，在后来者的理解与传承中被不断确证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要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的信仰力量”。[3] 红色资源中蕴含着可被汲取的红色基因，它的精神价值并非仅仅凝固于过去的既定事实，而是持续向当下敞开的“活着”的历史资源。这种“活着”的真实，蕴含三重递进的深层意涵。其一，红色资源中的遗址、文物、文献等是历史本身的留痕而非后人的追述与诠释，它们历经岁月留存至今，持续向每一位见证者证明自身的真实性，这无疑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超越抽象叙事的难以撼动的史实根基。其二，红色资源承载的是主体所创造的历史，主体的精神印记在红色资源中得到真实显现。红色资源以其实存形态证明，崇高理想信念的精神高度是可以抵达的，这使得依托红色资源的理想信念教育获得了超越逻辑论证的说服力量。其三，红色资源作为“活着的历史”，最深层的内涵在于其所承载的革命事业薪火永续。红色资源不仅指向过去，也通过不断向后来的见证者发出跨越时空的精神召唤而指向未来，依托红色资源建构理想信念的认知基础也由此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以红色资源促进从“事实确认”到“逻辑建构”再到“意义证成”的理想信念认知进阶。理想信念的认知确立是逐层深化、螺旋上升并最终指向意义生成的过程。事实确证为逻辑建构提供知识基础，逻辑建构为意义证成提供理论支撑，而意义的达成又反过来深化着对事实的理解和逻辑的融通。一是依托红色资源确立“确有其事”的事实根基。红色资源中遗址、文物、文献等不可辩驳的实存，能够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坚实的事实根基，使受教育者得以完成对历史事实的真实确证。二是依托红色资源深化“确有其理”的逻辑建构。红色资源并非以孤立物证的面貌出现，其所承载的相互关联的历史信息呈现了理想信念的生成脉络，并以曲折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揭示了理想信念何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生成、何以在反复检验中愈加坚定的内在逻辑。三是依托红色资源达成“确有其义”的意义证成。红色资源所承载的事业并未止步于过去，而是持续向后来者敞开，使受教育者在事实确证与逻辑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感知确认这段真实历史与自身的关联，将红色资源所蕴含的理想信念从客观的历史存在转化为指向未来担当的价值自觉，理想信念认知由此获得深层的意义确证。

强化历史溯源，深入挖掘红色资源所蕴含的科学理论和精神要义。强化历史溯源，意在将红色资源转化为可被理想信念教育运用的内容形态，以资源开发过程中溯源的深度与广度，彰显红色资源真实性根基的深厚度和理论意涵的清晰度。具体而言，一是要以事实确证为出发点，系统整理红色资源所承载的历史原貌。强化历史溯源的核心在于夯实红色资源的史料基础，并进一步使原本分散、孤立的红色遗存转化为彼此印证、相互支撑的完整历史叙事，从而为后续的理论挖掘与精神提炼提供坚实根基。二是要以理论溯源为支撑点，着力提炼红色资源所承载的科学理论。之所以强调理论溯源，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探索中形成了科学思想体系，也在实践奋斗中凝结出以红色资源为载体的精神财富，两种形态相互渗透、彼此促进。从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到延安整风的推进，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红色资源所承载的不仅是实践本身的成就与挫折，更是实践背后理论探索的深刻印记。理想信念的生成与发展，也正是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持续互动中不断获得新的内涵与表达形式。因此，强化理论溯源的核心就是要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实践中揭示其背后的理论探索与思想脉络，使受教育者在理解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理想信念生成与发展所蕴含的理论逻辑，体悟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三是要以精神挖掘为落脚点，深入发掘红色资源所凝结的精神要义。强化精神挖掘的核心是要从具体的历史实践与人物选择中揭示其背后的精神内核与价值取向，从《红岩》狱中绣红旗的赤诚到红旗渠上千军万马战太行的壮举，红色资源无不承载着先辈在具体历史境遇中所展现的精神高度。可见，红色资源能够为理想信念的认知建构提供明确的价值落脚点，使受教育者在历史事实中确知理想信念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更能清晰地把握其崇高的精神指向。

唤起情感性共鸣：依托红色资源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坐标

“理想信念作为人的精神内核，首先是一种朴素而又深沉的情感。”[4] 理想信念的形成不仅需要认知层面的事实确证，更有赖于受教育者内心的情感触动。红色资源以凝结于其中的生命热忱，为受教育者提供从情感激荡到情感体认再到情感归属的完整链条，使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精神引力、可体认的精神准则和可亲近的精神家园。

以“生命的热忱”彰显红色资源的情感性特质。红色资源的情感性特质是先辈以生命践行理想信念的精神凝结，它是个体将整个生命毫无保留地投入信念信仰，对所从事的事业怀有发自肺腑的深情；是在艰难境遇中突破趋利避害的本能，以热忱情感驱动超越性的选择与坚守；更是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使信仰在代际延续中持续生长。红色资源所凝结的生命热忱并非某种先于实践的心理品质，而是在战斗、劳动和创造的漫长过程中被反复激发与逐步锻造而成的。这种生命热忱无法依靠瞬时性、爆发式的情感冲动长效支撑，而是在个体持续面对各类价值抉择的过程中不断被唤醒和激活，是其经受多重困境考验和反复磨砺沉淀形成的稳定而厚重的内在精神禀赋。此外，红色资源所凝结的生命热忱也并未被封闭于过去、沦为仅供瞻仰的历史遗存，而是保持着向后来者敞开的开放结构，其所承载的生命热忱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耗散，反而在与一代代受教育者的持续交互中不断被重新激活，在新时代的语境中获得新的意义回响。总体来看，红色资源正是在凝集性、淬炼性与敞开性的内在贯通中，显现为一种持续在场、不断生成、始终召唤的精神力量，从而真实地彰显出其情感性特质。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少先队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里缅怀革命先烈  程聪 摄

以红色资源强化从“精神仰望”到“精神持守”再到“精神扎根”的理想信念价值升华。精神仰望是在情感共鸣中对崇高价值产生向往与趋近的心理状态，精神持守是在情感代入中对价值准则形成内在认同并自觉捍卫的坚定姿态，精神扎根是在情感共振中将自身确认为精神脉络之延续者的生命归属，三者逐层递进，共同构成理想信念情感生成的完整链条。首先，红色资源作为受教育者与革命先辈跨时空生命对话的中介，能够有效激发受教育者对崇高精神境界的向往，在内心确立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价值引力，使精神仰望成为理想信念确立的情感原点。其次，红色资源以先辈个体在具体困境中面对真实抉择时所展现的情感张力，让受教育者在感知先辈作出超越性选择的过程中自主思考体认“何事不可为、何事必须为”的价值准则，从而促进其建立起对内在价值自觉捍卫的精神持守。最后，红色资源进一步以精神谱系中一脉相承的情感联结，将不同时代的理想信念践行者凝聚为跨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它不再局限于个体间的对话，而是将受教育者置于一条跨越百年的精神谱系之中，使其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追求并非某些人孤立的个体选择，而是绵延不息的集体精神血脉在当代的延续。此时的情感联结是“我”与“我们”的共同体关系，个人的价值追求由此嵌入更为宏阔的历史传统，精神扎根得以在深层的归属认同中最终完成。正是这种三重维度的内在贯通，使红色资源成为推动理想信念从情感触动走向价值认同、从个体体验走向精神归属的不可替代的情感纽带。

强化共情叙事，充分释放红色资源所蕴含的情感力量与价值感召。所谓共情叙事，不同于以事件陈述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也不同于以道理阐释为中心的理论叙事，而是在历史溯源所还原的真实历史情境基础上，以引导受教育者进入先辈处境、理解先辈内心、产生情感共鸣为旨归的叙事方式。强化共情叙事，就是要通过恰当的叙事策略使红色资源所蕴含的“生命热忱”跨越时空、直抵人心，从而在情感共振中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坐标。具体而言，一是要聚焦微观故事，呈现情感力量。应着力发掘红色资源中承载的个体生命经验，如先辈的困惑与求索、挣扎与坚定、牺牲与无悔，并以具体的个人遭际替代概括性的历史结论，“注重特定时空条件下事件发展的连续性与关联性，注意挖掘红色故事的叙事逻辑，利用各种表现手法增强情景叙事感染力”[5]，使受教育者感受到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由此打开共情体验的感性通道。二是要切换内在视角，展现情感逻辑。应有意识地通过叙事引导受教育者进入先辈的内在视角，通过还原先辈在特定处境下的情感逻辑与价值排序，使受教育者在充分理解先辈内心世界的基础上体认其选择背后的价值考量。三是要创设反思情境，延伸价值感召。应设计开放性的反思环节，通过叙事引导受教育者在充分感知先辈生命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自我追问，思考自身在面对可类比的处境时内心的价值排序如何，从而使共情体验从理解他人到反思自我，在自我参照中完成价值的深层内化。

搭建具象化场景：依托红色资源促进理想信念的行动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6] 无论“细照笃行”所强调的对照反思与躬身实践，还是“知行合一”所指向的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都离不开受教育者在实践中的亲历与体认。红色资源以自身具象化的实践场景，为“细照笃行”提供了可对照的精神镜鉴，为“知行合一”提供了可进入的行动场域，使理想信念得以从内心的确认落实为自觉的实践。

以“实践的场景”彰显红色资源的具象性特质。红色资源不仅是供人观看的历史场景，更是承载实践信息、激活实践感知、引发实践转化的育人空间。红色资源的具象性特质体现在其将空间的在场性、过程的可见性与关系的可感性贯通于同一实践场景之中。首先，空间的在场性即受教育者可以置身特定物质场域，并经由空间场景、实物和氛围而形成具身感知。遗址的地理位置、空间的布局结构、环境的原始风貌并非彼此孤立的物质碎片，而是共同构成可以还原历史实践原貌的整体场景，使历史实践的发生场域得以跨越时间被完整保留，抽象的历史叙事由此获得具体的空间锚点。其次，过程的可见性即红色资源以具象的物质形态保存了历史实践的过程链条。遗址中的生产工具留存着劳动的痕迹，文献中的作战地图呈现着决策的思路，文物上的使用印记记录着漫长的坚守，这使得历史实践的内在逻辑通过可见的物质痕迹得以具象呈现，受教育者可以直观体察革命先辈理想信念形成的完整演化过程。最后，关系的可感性即红色资源还承载着实践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价值关系。一口水井凝聚着党与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一床被子诉说着军民之间的生死相依，一条小道见证着“官兵一致同甘苦”的组织形态。这些具象之物为抽象的实践关系提供了可供感知的具象媒介，使鱼水深情、生死相依、同甘共苦等价值联结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落实为可触可及的物态见证。总体来看，空间在场性为过程的可追溯提供空间载体，过程可见性为关系的可感知提供历史线索，关系可感性则为空间与过程注入了价值的温度，三者的内在贯通，构成了对红色资源具象性特质的完整理解。

以红色资源推动从“场景感知”到“情境代入”再到“行动转化”的理想信念实践跃迁。场景感知为情境代入奠定基础，情境代入为行动转化蓄积势能，行动转化的实现又反过来深化着场景感知的敏锐度与情境代入的深度。其一，以空间的在场性触发“场景感知”。红色资源的具象空间能够提供叙事无法替代的在场效应，受教育者置身其间便能直观感受到革命历史的鲜活实践，进而形成对理想信念的感性认知和理解。其二，以过程的可见性推动“情境代入”。红色资源承载着实践过程的可见线索，受教育者依循这些线索代入情境，能够感知先辈从困境到突破、从决策到行动、从失败到成功的实践链条，并在这种“身临其境”的实感中调动自身对行动可能性的思考，为后续个人行为的自觉转化奠定意向基础。其三，以关系的可感性促进“行动转化”。依托红色资源，受教育者感知到先辈为谁而行动、与谁共同行动、行动指向何种价值目标的价值关系结构，并进一步意识到自己同样身处某种需要担当的关系之中、同样面对需要作出回应的价值召唤，从而在价值关系的深层体认中确认自己作为承接者与续写者的身份，获得个体行动的内在规范性动力，使理想信念从内心的确认落实为自觉的实践。

拓展育人场域，切身体悟红色资源所蕴含的实践逻辑与行动启示。拓展育人场域意味着“打破传统思政课程的‘自然空间’结构，走向课堂教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社会空间’”[7]。通过对红色资源所承载的实践场景进行系统开发与教育转化，使其成为可进入、可参与、可体悟的育人场域，从而以虚实融合、沉浸式体验的教育场景，让受教育者在亲身实践中深化感知、增进体悟、激发行动。具体而言，一是要还原历史场域，强化身体力行。拓展育人场域首先要将历史遗址从仅供观看的陈列空间转化为可供体验的实践育人空间。通过设计让受教育者全程参与的活动环节，如重走长征路等，在原址上进行情境重现、模拟历史场景，使其在身体力行中形成切身体认，进而将理想信念转化为内在的生命经验。二是要构建互动场域，强化自主思考。要进一步构建使受教育者得以主动参与、自行探索的互动性场域，将受教育者置于具体困境之中，使其在角色扮演中体验不同立场与责任的冲突与权衡，引导受教育者在自主思考与实际抉择中加深领悟，为真正建立起历史对当下的行动启示奠定坚实基础。三是要延伸现实场域，强化行动联结。要有意识引导受教育者将切身体悟带入当下的学习、工作与生活之中，在面对现实困境时有意识以先辈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依靠群众的根本立场、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等为参照。还应通过设计后续的实践任务、搭建行动分享平台、建立跟踪回访机制等方式，引导受教育者完成从在场体悟到离场践行的延伸，使红色资源真正成为受教育者在各种现实场域中持续发挥作用的行动资源。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山西考察时强调：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EB/OL].（2025-07-08）[2026-08-10].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7/content_7031043.htm.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26-03-14（01）.

[3] 习近平.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J]. 求是，2021（16）：8-9.

[4] 韩丽颖，吴婕. 讲好理想信念教育的“大思政课”:本质、理念、行动[J]. 社会科学战线，2025（3）：248.

[5] 蒋福明，唐晶.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传承红色基因的叙事化路径[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8）：130.

[6]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  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N]. 人民日报，2019-03-02（01）.

[7] 王强，李青屏，王舒悦. 论“大思政课”的空间向度[J]. 教育研究，2025（5）：126.

本文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大学生思想、心理及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课题编号：22JDSZKZ13）的研究成果

（作者韩丽颖系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刘瑞丰系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人民教育》2026年第15-16期